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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主要来自目前工作者所缴纳的保费，体现了世代间的互助，因此该制度只有与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相配合，才能持续运作。

许多学者开始质疑辉格史学对于日耳曼传统的描绘，认为这种以近代政治图景去裁量古代的做法带有明显的主观臆断。对于史料的重新解读，将进一步展示17世纪英国革命政治的复杂。

[22]总之，职业化的过程本质就是一个创造神秘的过程。[65]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82-86。参见戈登：《控制国家—从古雅典至今的宪政史》，应奇、陈丽微、孟军、李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271。可这正是革命与政治的逻辑。即便这一时期的法官作出具有政治倾向的判决，我们也恐怕很难将之归因于法官个人的道德品格。

参见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7-1978》,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页3-8。议会主权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原主权者任命的法官彻底丧失了合法性，必须在人事上替换为效忠于议会主权者的新法官—即便他们中有些人在品行和职业上可能并不算太糟。当时提出这一原则实质上是‘托苏建制，正如中国历史上的‘托古改制一样。

[33]党的政法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政法工作，党组织成为国家政法机关的直接的、统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军管使得三机关不正常但却异常牢固的结合在一起，成为强有力的专政工具，所造成的后果也殊为严重，尤其突出的是，公安机关的权力无限膨胀，犹如脱缰野马，肆意妄为。正当法律程序或司法一元主义的适用范围，显然不仅限于人身自由，而应及于一切应受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本文以制度演进历史为脉络，力图还原三机关关系的演变历程，并从宪法规范中找寻合乎立宪主义原理的三机关关系演变逻辑。

这是我国法律首次明确规定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原则，并具体规定了各机关的主要职责，不但是对三机关地位和职能的高度重视，而且体现出以法制方式调整三者关系的执政理念。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告赵作海无罪。首先，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权未能得到有效约束。[35] 前引﹝21﹞，张晋藩主编书，第624页。于文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62] 参见崔敏：《论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兼谈检察制度改革的构想》，载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以下。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形成与入宪（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提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最早见诸于法律，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但在该法颁布之前，这一原则的雏形已经在党的文件中出现了。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55]然而，有时公安机关实际拥有的权力大大超过检察院和法院，秉公办案的道德自律亦不能对程序违法构成有效制约，这导致分阶段推进的程序演变成为侦查中心主义，条块分割般的明确分工不正常地结合成一体化结构，分工负责的意义大大折扣。

这种诉讼模式体现了公安机关主导刑事司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恰恰体现了法院甚至检察机关的妥协，[59]因为法院一旦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就说明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错案了，将会影响三机关间的合作关系。这份建议报告颇为详尽地阐述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含义：在苏联，刑事案件的起诉一般首先是由检察署进行侦查，检察署认为可以起诉的才向法院提出公诉，由法院依法审理。

另一方面，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写入宪法，体现了对审判权、检察权、侦查权的权力属性的定位。实际上，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一样，都被视为行政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

[51] 龙宗智：《评检警一体化兼论我国的检警关系》，《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由此，公安机关取代检察机关的事实得到了国家根本法的确认。综观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段历史，在现实与制度发展中，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权力格局和相互关系的规则，奠定并影响了新中国政法制度的基础与发展方向。在三机关办案流程中，审判既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避免错案发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一般来说，公民难以判定三机关是否做到了分工、配合和制约，而它们是否准确有效地执行了法律，则相对容易观察，公民藉此能够实现对三机关工作的批评监督权。（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一般性宪法规定，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所要遵守的要求。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批复》，决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三机关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织统一领导，从而在司法体制上否认了1954年宪法确认的司法独立原则和党的八大所确认的公检法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由于分工负责体现了三种权力相互独立的要求，互相配合体现的便应当是以独立为基础的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4日报道，目前全国共有22省市区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而一年前这一数字是14个，仍由省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长的9省区分别是安徽、河北、甘肃、江西、湖北、广东、云南、贵州和宁夏。朱孝清：《中国检察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这是法律赋予检察官的一项自由裁量权，实际上使得检察院获得了部分刑事审判权，但从程序上还缺乏应有的制约，也限制甚至剥夺了被告人的一些诉讼权利。如果不以宪法价值和宪法规范为根据，那么对三机关关系的讨论很难形成令各方信服的共识，对三机关关系的调整也无法从根本上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将以追诉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改造为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模式，也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我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的观点，如认为应由检察官作为犯罪侦查的主导者，指挥并监督司法警察，以有效监控警察滥权，检警间上命下从的将兵关系应予继续或加强。另外，检察长还可以列席本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21]法院的审判职能由公安机关的军管会下属的审判组代为履行，实际上使法院沦为公安机关的附庸，检察机关更是直接被宣布撤销。

现实中存在的一些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联合发布通知、规定等工作方式体现了互相配合的要求，但应当注意发布通知、规定的方式及其内容的合宪性问题，避免出现不同权力之间的错位。而这也成为此后宪法修改所要总结的沉重教训，成为宪法中写入三机关关系条款的历史背景与重要原因。

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行为都属于犯罪，本质上都侵犯了人民权利和国家管理秩序。三机关缺乏合乎制度逻辑的制约关系，相互关系的紊乱使得司法制度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和代价。

[43]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刑事诉讼法，其直接蓝本是1963年中央政法小组拟订的刑事诉讼法草案（初稿）[44]。这一点几乎是所有错案的共同特征。

[75]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以下。[38] 前引﹝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275页。事实上，检察院以退卷的方式制约公安机关，对于打击犯罪、保障人权而言效果并不理想，有的基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沟通顺畅，案件能及时退回公安消化。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公安机关往往具有优先于法院、检察院的地位，有时形成了实际上凌驾于两机关之上的事实。

如果发现一审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应当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49]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以下。

由此推断，从制宪原意来看，制宪者有意将法律监督权明确授予检察院，并与其他监督权予以区别。公安机关的优先地位不但体现为在三机关中的突出地位，还体现为它对法院、检察机关职权的取代，特别是对检察机关职权的多次取代。

在法律监督方面，苏联检察机关对侦查和预审机关的监督是绝对的和单向的，并且有权指挥侦查，而对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法院的审判活动，甚至可以对已经生效的判决指令重新审判。其次，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关系的过度亲密，会消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能力，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很难如设想的那样得到及时纠正，同时，在提起公诉之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将难以得到保障，只能寄希望于审判救济，而后者并不能担负如此复杂的重任。